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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要考察少數事例，大概就能很好地理解本能在自然狀態下怎樣由于選擇作用而被改變的。我只選擇三個例子，——即，杜鵑在別種鳥巢里下蛋的本能；某些螞蟻養奴隸的本能，以及蜜蜂造蜂房的本能。博物學者們已經把后二種本能，一般地而且恰當地列為一切已知本能中最奇異的本能了。

可把這稱作語言的“本體論的相對性”[ontologicalrelativity]“

　　公元前二世紀后半葉格拉古兄弟所發動的民主運動，引致了一系列的內戰；最后——就象在希臘所常見的一樣——便是ldquo；僭主制rdquo；的確立。看起來令人驚異的是，在希臘只限于很微小的地區上的那些發展，現在竟以這樣巨大的規模而重演。尤里烏斯·凱撒的繼承人與養子奧古斯都以公元前30年至公元后14年在位，他終于結束了內爭和（除了少數的例外）對外的征戰。自從希臘文明開始以來，古代世界第一次享受了和平與安全。

間（據我們長輩的回憶），我們兩人常打架，同時埋怨對方的不是。由某一觀點來說，我后

　　自我的喪失已增加了自己與其他人一樣的必要性，因為我喪失的結果是對自己身分的深切懷疑。如果我不肯定自己的身分，只能假定自己是什么人，那么“我”是誰呢？我們在前幾章中，已看到當中世紀秩序瓦解時，個人如何開始懷疑自己。自笛卡爾起，個人的身分已成為現代哲學的一項主要問題。今天，我們以為，我們就是我們。然而，我們仍然懷疑我們自己，意大利劇作家皮蘭·得婁（Luigi Pirandello，1867—1936），在他戲劇中，曾說明了現代人的這種感覺。他提出這個問題：“我是誰？我有什么證據來證明，我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的肉體的延續？”他的答案與笛卡爾不同。笛卡爾是肯定自我，而他則是否定自我：“我沒有身分，根本沒有我自己，我不過是他人希望我什么的一種反映；我是‘如同你希望的’。”

2020-10-09 　　《時刻準備著》

2020-10-09 11月，又根據

2020-10-09 身內。因此自我就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啟示出來的東西。仁慈者、公正者、圣潔者、天地的創造者等等都是一個主體的謂語，都是些普遍環節，這些普遍環節都以主體為它們歸宿的中心點，并且只有當意識在返回到思維時，它們才有其存在。——當它們只是被知道時，它們的根據、本質、主體本身還沒有啟示出來，并且同樣普遍體的諸規定還不是這個普遍體本身。但主體本身，從而亦即這個純粹普遍體，被啟示為自我；因為自我正是這返回到自身的內在本質，而這內在本質直接存在在那里，并且是知道它直接存在在那里的那個自我的固有的確信。因此按照它的概念來說，它之被啟示出來，就是精神的真實形態；并且唯有這個形態、概念，才是精神的本質和實體。精神是作為自我意識而被知道，并且是直接地啟示給自我意識的，因為它就是自我意識本身。神的本性與人的本性是同樣的東西，而現在直觀到的就是這種統一性。

2020-10-09 　　近日購得一九○一年創刊的《教育世界》數冊，閑來把玩，深為編者羅振玉《教育私議》的高瞻遠矚所感動。以二十世紀為"東西消長最大之時機"，而成敗得失，"一決之于教育"。如此大膽立論，想來今人也未能出其右。可誠如羅氏所言，以教育立國，"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矣。設想"教育果興，三十年間必為大東強國"，依據的是"日本變法三十年而強"的經驗；這比當初康有為"三年而立"的預言保守多了（《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可惜仍嫌過于樂觀。去年訪日，曾應《文》雜志之邀討論中國的教育現狀，實在無法解釋清楚何以中國至今仍有兩億文盲。對于一個文盲比例高達六分之一的國度，如何稱雄于二十一世紀，我不能不有所疑慮。

2020-10-09 　　撇開霍布士的形而上學或倫理學不去批評，有兩點是他的弱點。第一是他總把國民利益作整體看，不言而喻地假定所有公民的大利害是一致的。馬克思把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說成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原因，霍布士并不領會這種沖突的重要性。與此相關的一個假定是，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大致相同。在戰時，尤其假若戰事激烈，各方的利益化為一致；但是在和平時期，一個階級的利益與另一階級的利益之間，沖突可能大得很。在這種勢態下，要說避免無政府狀態的上策就是提倡君主的絕對權力，這話決不盡然。在分享權力方面作某種讓步，也許是防止內戰的唯一途徑。根據當時英國的近期歷史，霍布士本來早該認清這一點了。